逐鼎大明第1部分阅读（2/2）
作者：作者不祥
。这段话反映了汤若望的震惊，也说明了一个难以逆转的严酷的真情实况。
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汉八旗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今人黄一农认为:当时所铸成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其品质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具有身管长、弹药量大的优点，是攻摧坚城的利器。清军于1644年人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
不能不说红夷大炮对中国火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二百余年，清朝进行了大量的仿制，盛极一时，可说红夷大炮的式样已经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在，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红衣大炮本为西洋火器，明朝所用红衣大炮多为进口，虽然也有仿制但质量远逊于原品，既然明朝工匠自己都造不出好的红衣大炮又如何能帮后金造出更好的神武大炮，而后金在经济、科学、文化、工艺等方面全面落后于明朝，更不可能自己造出更好的大炮，因此后金所造大炮必然借助外力，而后金周围有能力制造超过红衣大炮的国家只有俄国，再看康熙年间皇帝亲征以一万清军对抗600俄军，得胜后不但释放了所有俄军俘虏并还武器，而且在后来签订的条约中还做出了很大让步，将大片土地划给俄国人，实在不像凊军所为。两件事加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年后金以北满的土地换取了俄国人在火器方面的支援，而当清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固后，便将俄国人赶出了北满，只给了额尔古纳河以西的一块土地，这有点像战国时期秦国的苏秦用600里土地欺骗楚王的翻版。
关于杨肇基
杨肇基（？－1630年）字太初，明朝沂州（今山东临沂）人。
杨肇基自幼有材力且勇武过人，成年后由武举袭指挥，历任征东平西防倭三镇总兵，提任沂州卫正指挥，经屡次提升，任大同总兵。天启二年，徐鸿儒组织的白莲教反山东，连陷巨野、郓城、汶上、费县、滕县，众至数万，朝庭着令杨肇基率大军迎敌，杨肇基须皆白，仍是精神抖擞，率大军剿灭了反贼，立下大功。崇祯初年，因功加官锦衣卫千户，授五花封诰，左都督、大将军、正一品，军中病故后追赠为太傅太师，谥号“武襄”，葬娘娘庙东。
评书见：《樵史演义》、《玉萧英雄榜》、《跃马北望》、《太极英雄》等
关于徐鸿儒起义
明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许多田地被皇亲国戚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的皇庄。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地224万余亩，宗藩外戚庄田也急剧增多。有些地区土地兼并已达饱和状态，皇族还要拼命抢占。如河南土地已被诸王瓜分殆尽，神宗还要在河南封藩福王朱常洵，先赐田4万顷，后改为2万顷。河南凑不足数，就以山东、湖广土地补给。其他缙绅豪民、富商大贾也大肆兼并农田。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先后三次向人民加派“辽饷”，逼使许多农民破产。再加上山东地区又生了特大灾疫，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这时来自东北满州贵族的威胁日益严重，西南少数部族也掀起了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明朝统治危机四伏。为了巩固统治，明王朝残暴地镇压人民的反抗，人民稍有不满立即惨遭杀害，甚至被剥皮割舌。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使人民忍无可忍，只有奋起斗争。
万历年间（1563—1620），滦州人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在京东滦州石佛庄一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宗教——白莲教，又称“联香教”，最后教徒展不下二百万，遍布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组织相当严密，有大小传头及会等。信徒缴纳“积香钱”，称“朝贡”。置竹签飞筹，传报机要大事，“顷刻可传千里”。后因王森的一个徒弟李国用，另立会门，制造分裂，把王森的事暴露了，结果王森不幸被捕，死在狱中。王森死后，白莲教分为两支，一支由他的儿子王好贤和徒弟徐鸿儒领导，在山东的鲁南、鲁西南一带活动。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利用明朝对后金作战连连失利，内地军事力量空虚之机，联合王好贤、于宏志等，约定于当年中秋节在河北景州、蓟州和山东郓城三方同时起义。由于两支配合不好，约定共同起义的计划失败，徐鸿儒临时决定提前单独起事。
徐鸿儒，本名徐育，原是巨野人，后迁居郓城。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十一日，徐鸿儒在郓城动起义。他号称中兴福烈帝，设年号为大成（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将士继承元末红巾军的传统，都以红巾裹头。起义先从郓城梁家楼（今郓城县武安镇吕庄）起，各地贫苦农民子报父仇，妻衔夫恨，群起响应。飞集的范晓、梁家楼的梁似等踊跃参加，梁似等还变卖全部家产献给起义军购置兵器马匹。他们把起义军的家属预先安顿在宋江起义的老根据地——水泊梁山，以防统治的杀害，解除了将士们的后顾之忧。五月十三日，徐鸿儒率起义军按计划兵分两路攻打郓城。当时的郓城知县余子翼闻风丧胆，仓皇逃跑，训导刘维贤、武举王朝俊固守顽抗。激战数日，攻克县城，起义军杀死王朝俊，生擒刘维贤。入城之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向百姓痛诉明朝统治的罪恶，宣传白莲教教义。四乡百姓纷纷来归，起义队伍很快展到数万人，威震曹、濮二州，之后，起义军挥师东进，渡过运河，直逼邹县、峄县。这一带北邻济宁，南接徐州，是运河漕运的重要地段，对明朝统治至关重要。朝廷惊呼：“此地一坏，国家进退之路已穷！”这时，满州贵族企图入关，辽东战事拖得明朝统治疲惫不堪，无力派兵“围剿”徐鸿儒，只好急令山东巡抚赵彦（赵彦曾任兵部侍郎，是孔府孙外甥，为了保护曲阜围剿徐鸿儒很下力）、都司杨国栋及兖东道徐从治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歼灭之。起义军很快攻破邹、峄两县。山东都司杨国栋率兵镇压，企图夺回邹县。孟子六十六代孙孟承光带领乡勇协助明军攻城，被起义军打退。接着徐鸿儒带领3000余名战士攻破孟府，将孟承光及其长子孟宏略杀死。徐鸿儒以邹县为根据地，派遣部队北攻曲阜和兖州，南攻滕县，西攻巨野，此外，他还派遣远征部队去攻打沛县、郯城和日照。据当时山东巡抚赵彦的奏报，这时起义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10万人。在攻打曲阜的战斗中，起义军1万多人把县城团团围住，知县孔闻礼据城顽抗，数日攻城不下。这时山东都司杨国栋率援军又至，起义军乘机绕到明军背后，攻破其军营，把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杀死张榜等明将，官营的粮草、大炮兵器全被起义军缴获。七月初，起义军直逼兖州。赵彦、杨国栋、徐从治等躲在城内，不敢出战。起义军突袭参将陈九德率领的广东兵营，广东兵营大乱，明军全线溃败。
八月，起义军占领了运河沿岸的夏镇等要津，威胁漕运，引起明王朝恐慌。熹宗急忙调集天津、保定等地几十万大军，配合山东巡抚赵彦进行血腥镇压。徐鸿儒起义军在连续攻打兖州不下的情况下，遂退而固守邹县、滕县一带。山东都司杨国栋侦察到起义军的部署情况，先后偷袭了起义军的粮库和后方基地并分兵围困邹县和滕县，使起义军陷入了被动境地。随后起义军内部出现分裂，放弃滕县，使邹县成为一座孤城。后来，起义军将领侯五与魏七又相继投降了明军，进一步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十月十六日，徐鸿儒被迫率军突围，因叛徒出卖，被明军俘获，押至北京。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鸿儒和他的父母及其重要部属18人，在北京殉难。徐鸿儒临刑时还不胜感慨地说：“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党徒不下200万，事之不成，天也！”
起义军主力被打败后，余部上万人转战郓城、巨野一带，在郓城武安、飞集一带整军，以图再举。明军跟踪追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将士临危不惧，英勇冲杀，血战数日，终因众寡悬殊，惨遭杀害，万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统治为显示自己的武功，恫吓民众，在飞集村外挖了一个大坑，将上万人的尸骨埋掉。今日郓城武安飞集村外的大土丘，当地人称为“万人崮堆”，就是当年刽子手残杀起义农民的罪证。
关于天启年明朝现状
在明熹宗的父亲明光宗于公元1620年9月病死后，熹宗被宣布即帝位，但是抚养朱由校的皇妃李选侍以明熹宗生母早逝为由，将熹宗扣留。
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熹宗。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将皇子骗了出来，交给了群臣。
李选侍见此，就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他皇太后的封号。按古制皇帝即位后，应该立即迁入乾清宫居住，但是无人奈何的了李选侍。劝李移宫的奏章如雪片飞来，李选侍根本不理。群臣终于被激怒了，杨涟代表众大臣向李选侍下达最后通牒，让她即日离宫，新皇朱由校也下旨，让李选侍移宫，加上大太监王安对李选侍百般威吓，李选侍只好带宫女灰溜溜迁出了乾清宫，9月庚辰日奉朱由校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是为大明熹宗皇帝。史称此事件为“移宫案”，为明朝宫廷三大案之一。
明熹宗即位后令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j臣已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天启帝即位时尽心尽力，因此，天启帝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朱由校在位初期他迅速提拔袁崇焕，天启二年(1622)下诏为张居正平反，录方孝孺遗嗣，优恤元勋，给予祭葬及谥号。在澳门问题上态度强硬，还与荷兰殖民两次在澎湖交战，并且获胜。且有罢矿监，安抚辽东的之举。但是谁知不久之后就出了事。
这时的后宫之中，两颗毒瘤正在悄悄的生长。这两个毒瘤就是魏忠贤与客氏。魏忠贤原为一市井无赖，大字不识，却善于钻营，很快攀上了大太监王安的关系，并结识了当时还是皇太孙的天启帝，天启帝继位后，他的地位自然直线上升，升任司礼秉笔太监。客氏是天启帝皇帝的奶妈，其j诈而贪权，客魏两人很快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后宫不可一世的力量。王安等太监在后宫逐渐被排挤，客魏的权力覆盖了整个后宫。但魏忠贤并不满足，决心成为权倾朝野，名副其实的大太监。
一方面，魏忠贤引诱天启帝玩乐，使天启帝整日沉浸在木工活之中。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堂上的一些文臣如崔呈秀之流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和六部。魏忠贤常常趁天启帝在专心制作木器时启奏，这时天启帝总是厌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据此滥行赐赏，大施刑罚，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天启五、六年间，屡兴大狱，诬杀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并毁天下东林书院。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横祸，东林党人被贬、被杀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涟、左光斗为的东林六君子。天启六年，天启帝还命顾秉谦等人修《三朝要典》，为魏忠贤等歌功颂德。
以魏忠贤为的阉党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其时，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这必然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天启元年，白莲教在山东揭竿而起，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天启七年，国内还爆了山东的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的王二之起义。
天启年间，明熹宗不但面临内忧，还有外患。山海关外，女真叛乱政权步步进逼。明熹宗却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即位后罢免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势力逐渐壮大，攻陷沈阳、辽阳，进逼宁远(今辽宁兴城)，辽东局势日趋严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明熹宗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明熹宗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各个击破，攻陷广宁及其周围40余城。在阉党策划下，明熹宗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孙承宗亦遭猜忌被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同时，荷兰人于1624年登上台湾岛，大明王朝很快又失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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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不务正业，不听先贤教诲去“祖法尧舜，宪章文武”，而是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不仅贪玩，而且还玩得很有“水平”，朱由校自幼便有木匠天份，他不仅经常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娴熟，一般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望尘莫及。据说，凡是他所看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榭，都能够做出来。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部要亲自操作，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文献载其“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史书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经自己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
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熹宗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天启帝更加高兴，往往下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
明熹宗的漆工活也很在行，从配料到上漆，他都自己动手，并喜欢创造新花样，让身旁太监们欣赏评论。明熹宗还喜欢
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汉八旗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今人黄一农认为:当时所铸成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其品质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具有身管长、弹药量大的优点，是攻摧坚城的利器。清军于1644年人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
不能不说红夷大炮对中国火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二百余年，清朝进行了大量的仿制，盛极一时，可说红夷大炮的式样已经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在，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红衣大炮本为西洋火器，明朝所用红衣大炮多为进口，虽然也有仿制但质量远逊于原品，既然明朝工匠自己都造不出好的红衣大炮又如何能帮后金造出更好的神武大炮，而后金在经济、科学、文化、工艺等方面全面落后于明朝，更不可能自己造出更好的大炮，因此后金所造大炮必然借助外力，而后金周围有能力制造超过红衣大炮的国家只有俄国，再看康熙年间皇帝亲征以一万清军对抗600俄军，得胜后不但释放了所有俄军俘虏并还武器，而且在后来签订的条约中还做出了很大让步，将大片土地划给俄国人，实在不像凊军所为。两件事加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年后金以北满的土地换取了俄国人在火器方面的支援，而当清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固后，便将俄国人赶出了北满，只给了额尔古纳河以西的一块土地，这有点像战国时期秦国的苏秦用600里土地欺骗楚王的翻版。
关于杨肇基
杨肇基（？－1630年）字太初，明朝沂州（今山东临沂）人。
杨肇基自幼有材力且勇武过人，成年后由武举袭指挥，历任征东平西防倭三镇总兵，提任沂州卫正指挥，经屡次提升，任大同总兵。天启二年，徐鸿儒组织的白莲教反山东，连陷巨野、郓城、汶上、费县、滕县，众至数万，朝庭着令杨肇基率大军迎敌，杨肇基须皆白，仍是精神抖擞，率大军剿灭了反贼，立下大功。崇祯初年，因功加官锦衣卫千户，授五花封诰，左都督、大将军、正一品，军中病故后追赠为太傅太师，谥号“武襄”，葬娘娘庙东。
评书见：《樵史演义》、《玉萧英雄榜》、《跃马北望》、《太极英雄》等
关于徐鸿儒起义
明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许多田地被皇亲国戚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的皇庄。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地224万余亩，宗藩外戚庄田也急剧增多。有些地区土地兼并已达饱和状态，皇族还要拼命抢占。如河南土地已被诸王瓜分殆尽，神宗还要在河南封藩福王朱常洵，先赐田4万顷，后改为2万顷。河南凑不足数，就以山东、湖广土地补给。其他缙绅豪民、富商大贾也大肆兼并农田。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先后三次向人民加派“辽饷”，逼使许多农民破产。再加上山东地区又生了特大灾疫，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这时来自东北满州贵族的威胁日益严重，西南少数部族也掀起了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明朝统治危机四伏。为了巩固统治，明王朝残暴地镇压人民的反抗，人民稍有不满立即惨遭杀害，甚至被剥皮割舌。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使人民忍无可忍，只有奋起斗争。
万历年间（1563—1620），滦州人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在京东滦州石佛庄一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宗教——白莲教，又称“联香教”，最后教徒展不下二百万，遍布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组织相当严密，有大小传头及会等。信徒缴纳“积香钱”，称“朝贡”。置竹签飞筹，传报机要大事，“顷刻可传千里”。后因王森的一个徒弟李国用，另立会门，制造分裂，把王森的事暴露了，结果王森不幸被捕，死在狱中。王森死后，白莲教分为两支，一支由他的儿子王好贤和徒弟徐鸿儒领导，在山东的鲁南、鲁西南一带活动。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利用明朝对后金作战连连失利，内地军事力量空虚之机，联合王好贤、于宏志等，约定于当年中秋节在河北景州、蓟州和山东郓城三方同时起义。由于两支配合不好，约定共同起义的计划失败，徐鸿儒临时决定提前单独起事。
徐鸿儒，本名徐育，原是巨野人，后迁居郓城。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十一日，徐鸿儒在郓城动起义。他号称中兴福烈帝，设年号为大成（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将士继承元末红巾军的传统，都以红巾裹头。起义先从郓城梁家楼（今郓城县武安镇吕庄）起，各地贫苦农民子报父仇，妻衔夫恨，群起响应。飞集的范晓、梁家楼的梁似等踊跃参加，梁似等还变卖全部家产献给起义军购置兵器马匹。他们把起义军的家属预先安顿在宋江起义的老根据地——水泊梁山，以防统治的杀害，解除了将士们的后顾之忧。五月十三日，徐鸿儒率起义军按计划兵分两路攻打郓城。当时的郓城知县余子翼闻风丧胆，仓皇逃跑，训导刘维贤、武举王朝俊固守顽抗。激战数日，攻克县城，起义军杀死王朝俊，生擒刘维贤。入城之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向百姓痛诉明朝统治的罪恶，宣传白莲教教义。四乡百姓纷纷来归，起义队伍很快展到数万人，威震曹、濮二州，之后，起义军挥师东进，渡过运河，直逼邹县、峄县。这一带北邻济宁，南接徐州，是运河漕运的重要地段，对明朝统治至关重要。朝廷惊呼：“此地一坏，国家进退之路已穷！”这时，满州贵族企图入关，辽东战事拖得明朝统治疲惫不堪，无力派兵“围剿”徐鸿儒，只好急令山东巡抚赵彦（赵彦曾任兵部侍郎，是孔府孙外甥，为了保护曲阜围剿徐鸿儒很下力）、都司杨国栋及兖东道徐从治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歼灭之。起义军很快攻破邹、峄两县。山东都司杨国栋率兵镇压，企图夺回邹县。孟子六十六代孙孟承光带领乡勇协助明军攻城，被起义军打退。接着徐鸿儒带领3000余名战士攻破孟府，将孟承光及其长子孟宏略杀死。徐鸿儒以邹县为根据地，派遣部队北攻曲阜和兖州，南攻滕县，西攻巨野，此外，他还派遣远征部队去攻打沛县、郯城和日照。据当时山东巡抚赵彦的奏报，这时起义军的兵力已经超过了10万人。在攻打曲阜的战斗中，起义军1万多人把县城团团围住，知县孔闻礼据城顽抗，数日攻城不下。这时山东都司杨国栋率援军又至，起义军乘机绕到明军背后，攻破其军营，把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杀死张榜等明将，官营的粮草、大炮兵器全被起义军缴获。七月初，起义军直逼兖州。赵彦、杨国栋、徐从治等躲在城内，不敢出战。起义军突袭参将陈九德率领的广东兵营，广东兵营大乱，明军全线溃败。
八月，起义军占领了运河沿岸的夏镇等要津，威胁漕运，引起明王朝恐慌。熹宗急忙调集天津、保定等地几十万大军，配合山东巡抚赵彦进行血腥镇压。徐鸿儒起义军在连续攻打兖州不下的情况下，遂退而固守邹县、滕县一带。山东都司杨国栋侦察到起义军的部署情况，先后偷袭了起义军的粮库和后方基地并分兵围困邹县和滕县，使起义军陷入了被动境地。随后起义军内部出现分裂，放弃滕县，使邹县成为一座孤城。后来，起义军将领侯五与魏七又相继投降了明军，进一步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十月十六日，徐鸿儒被迫率军突围，因叛徒出卖，被明军俘获，押至北京。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徐鸿儒和他的父母及其重要部属18人，在北京殉难。徐鸿儒临刑时还不胜感慨地说：“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党徒不下200万，事之不成，天也！”
起义军主力被打败后，余部上万人转战郓城、巨野一带，在郓城武安、飞集一带整军，以图再举。明军跟踪追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将士临危不惧，英勇冲杀，血战数日，终因众寡悬殊，惨遭杀害，万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统治为显示自己的武功，恫吓民众，在飞集村外挖了一个大坑，将上万人的尸骨埋掉。今日郓城武安飞集村外的大土丘，当地人称为“万人崮堆”，就是当年刽子手残杀起义农民的罪证。
关于天启年明朝现状
在明熹宗的父亲明光宗于公元1620年9月病死后，熹宗被宣布即帝位，但是抚养朱由校的皇妃李选侍以明熹宗生母早逝为由，将熹宗扣留。
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熹宗。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将皇子骗了出来，交给了群臣。
李选侍见此，就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他皇太后的封号。按古制皇帝即位后，应该立即迁入乾清宫居住，但是无人奈何的了李选侍。劝李移宫的奏章如雪片飞来，李选侍根本不理。群臣终于被激怒了，杨涟代表众大臣向李选侍下达最后通牒，让她即日离宫，新皇朱由校也下旨，让李选侍移宫，加上大太监王安对李选侍百般威吓，李选侍只好带宫女灰溜溜迁出了乾清宫，9月庚辰日奉朱由校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是为大明熹宗皇帝。史称此事件为“移宫案”，为明朝宫廷三大案之一。
明熹宗即位后令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j臣已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天启帝即位时尽心尽力，因此，天启帝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朱由校在位初期他迅速提拔袁崇焕，天启二年(1622)下诏为张居正平反，录方孝孺遗嗣，优恤元勋，给予祭葬及谥号。在澳门问题上态度强硬，还与荷兰殖民两次在澎湖交战，并且获胜。且有罢矿监，安抚辽东的之举。但是谁知不久之后就出了事。
这时的后宫之中，两颗毒瘤正在悄悄的生长。这两个毒瘤就是魏忠贤与客氏。魏忠贤原为一市井无赖，大字不识，却善于钻营，很快攀上了大太监王安的关系，并结识了当时还是皇太孙的天启帝，天启帝继位后，他的地位自然直线上升，升任司礼秉笔太监。客氏是天启帝皇帝的奶妈，其j诈而贪权，客魏两人很快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后宫不可一世的力量。王安等太监在后宫逐渐被排挤，客魏的权力覆盖了整个后宫。但魏忠贤并不满足，决心成为权倾朝野，名副其实的大太监。
一方面，魏忠贤引诱天启帝玩乐，使天启帝整日沉浸在木工活之中。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堂上的一些文臣如崔呈秀之流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和六部。魏忠贤常常趁天启帝在专心制作木器时启奏，这时天启帝总是厌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据此滥行赐赏，大施刑罚，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天启五、六年间，屡兴大狱，诬杀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并毁天下东林书院。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横祸，东林党人被贬、被杀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涟、左光斗为的东林六君子。天启六年，天启帝还命顾秉谦等人修《三朝要典》，为魏忠贤等歌功颂德。
以魏忠贤为的阉党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其时，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这必然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天启元年，白莲教在山东揭竿而起，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天启七年，国内还爆了山东的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的王二之起义。
天启年间，明熹宗不但面临内忧，还有外患。山海关外，女真叛乱政权步步进逼。明熹宗却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即位后罢免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势力逐渐壮大，攻陷沈阳、辽阳，进逼宁远(今辽宁兴城)，辽东局势日趋严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明熹宗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明熹宗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各个击破，攻陷广宁及其周围40余城。在阉党策划下，明熹宗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孙承宗亦遭猜忌被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同时，荷兰人于1624年登上台湾岛，大明王朝很快又失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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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不务正业，不听先贤教诲去“祖法尧舜，宪章文武”，而是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不仅贪玩，而且还玩得很有“水平”，朱由校自幼便有木匠天份，他不仅经常沉迷于刀锯斧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娴熟，一般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望尘莫及。据说，凡是他所看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榭，都能够做出来。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部要亲自操作，乐此不疲，甚至废寝忘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出人意料。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文献载其“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史书记载；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经自己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
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熹宗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天启帝更加高兴，往往下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
明熹宗的漆工活也很在行，从配料到上漆，他都自己动手，并喜欢创造新花样，让身旁太监们欣赏评论。明熹宗还喜欢